皇粮国税，古来有之。中国历史上税收的产生是与国家的建立而伴生的，早在夏王朝奴隶制时就产生了“贡法”，延至商周时期经过贡、助、彻税法的演进，统治阶级为增加国家收入、维护国家的统治、推动当时的社会发展，开征了“关市之赋”“山泽之赋”“币余之赋”等。榷税之关，亦即后称之“钞关”，就是“关市之赋”征收税务的雏形。
钞关，是明代征收税务榷关中主要的一种，它主要设置于运河与长江这两条国内最重要的商道的要冲之处，掌国货之节，征国需之税，其设置沿革及其管理征税制度，既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，又有明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和推行钞法的客观需要。早在洪武初期，榷税只征商税不征船税，各地设立税课司对当地的商税、交易税进行征收。但明代立国之初，在淮河沿岸的广济、长淮等地即设关对过往商贾进行收税。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，洪武八年 (1375)“南雄商人以货入京，至长淮关，吏留而税之”。又如《明宣宗实录》载，直隶凤阳府知府雄观言：“本府临淮河，洪武中商贾众多，故设广济、长淮二关，给印记、关置大使一员，副使二员，收掌户部所给勘合，书填商船物货，送税课司征税。”以此可知，洪武时已在交通孔道上置有榷关。但当时的设关数量不多，从其“收掌户部所给勘合，书填商船物货，送税课司征税”的职能可以明显看出，当时还没有与主要征收市税和交易税的税课司局系统分离开来，仍为其附属机构
从洪武开始，经过五六十年的恢复与发展，到宣德年间，明朝不仅农业手工业获得较大发展，商业也呈现出一派繁荣。首先、商业都市增多，如涌现的纺织业及其交易中心南京、杭州、扬州等地，粮食业中心济南、开封、松江等地，南北交易地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等地。其次，商业活动频繁，商品市场日益扩大，“四方百货，倍于往时”,再由于农民流民大量涌入城市，或做工匠，或事经商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。此时人们的传统意 识得以释放，认识到经商获利倍于农事。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引，韩橘云：“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，愚懦之民为之；工之获利二而劳多，雕巧之民 为之；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，心计之民为之；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，豪滑之民 为之. ”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，统治者增征商税以增加财赋之欲得以膨胀，资本主义萌芽觉醒、初生端倪。
“靖难之役”后，朱棣定都北京，明王朝政治中心北移，而当时的经济中心在南方，京师的粮食、物品供应必须仰赖南方的供给。后来又随着南北大运河 的整治疏通，南北物资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，因此南北商业贸易激增，商品运输路线集中于大运河一线，为在运河沿岸的重要交通枢纽设关征税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、正如《明史 ·食货志》所言：“宣德四年（1429）,以钞法不通，商居货不税，由是於京省商贾凑集地、市镇店肆门摊税课 ……居商货者，悉令纳钞、 … … 舟船受人雇装载者，计所载料多寡、路近远纳钞。钞关之设自此始。於是有漷县、济宁、徐州、淮安、扬州、上新河、浒墅、九江、金沙洲、临清、 北新诸钞关，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，谓之船料，不税其货，惟临清、北新则兼收货税，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。自南京至通州，经淮安、济宁、徐州、临清每船百料，纳钞百贯。”由此临清及运河沿线钞关设置应运而生。
运河沿线设置钞关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过由繁而简的试验而固定下来的。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）山东巡抚陈济上疏：“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 直沽商贩所聚，今都北京，百货倍往时，其商税宜遣人监一年，以为定额。”经五年的征收度重，至宣德四年（1429）,山东运河段裁撤德州、东昌、济宁三处，仅留临清一处，沿河税课司也改称“户部榷税分司”。运河南北各地也经历了不同的废置变革 （见附表），朝廷根据运河全程水路远近、地理位置、商业布局等因素，统筹规划，于是确定了运河新的榷关体系，计有崇文门 （后增设）河西务、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、北新（杭州），再加上长江上的九江关共八处，即史称的“运河八大钞关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