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币，不仅是古代商品流通中市场交易价值器物，更是人类物质文明的积累和历史发展的见证，也是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，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。中国货币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由“贝币”发展至现今的第五套人民币，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各个历史时期。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临清也有其独特的一页。
元朝定都大都（北京）后，至元二十六（1289）开挖了会通河、通惠河，漳卫运河交汇临清，成为漕运咽喉，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明王朝在临清设置粮仓储粮，岁运漕粮400万石，临清粮仓储粮300万石，成为“天下粮仓”。燕王朱棣迁都北京后，营建皇城的砖料在临清烧制，“岁征贡砖百万”，明清两代修建的北京各宫殿、城墙、明十三陵、清东陵、清西陵等所用的贡砖，绝大多数在临清烧制，并在临清设立“工部营缮分司”专门督造烧制贡砖。临清同其他大运河沿线城市经济迅速发展，崛起为明代经济命脉。
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曾写道临清当年的繁盛：
“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，商贾云集之所，车辆辐骤之地，有三十二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楼。”
《临清县志》也记载：“临清自东晋迄五代……无商业可言。至元、明建都燕京，全国经济全赖运河，临清地处汶、卫流域，每届漕运之时，帆樯如林，百货山积，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，商业遂蓬兴而不可遏。当其盛时，北至塔湾，南至头闸，绵亘数十里，市肆栉比，有肩摩毂击之势。”
临清宣德四年（1429）始设钞关，宣德十年（1435）升为户部榷税分司，下设五处分关，管辖370里运河，万历年间，曾年征收税银十一万七千余两，为运河八大钞关之首。
据《临清县志》载：
“临清鼓铸局，在东水门（县东方红桥址）外（今曹岗小区），有炉三十余座，明崇祯己卯（1639）始设，属工部。清属仓部（即户部），每年领银八万两买铜铸钱，支应各属饷，停铸年月未详。”
临清当时所铸钱为“崇祯通宝”光背小钱，无铸局、纪地字样，全国流通，支应兵饷。《临清县志》只记载临清在明末设局铸币，但临清铸币的历史远可追溯到明代正德年间。在1988年文物普查中，在钞关内发现了明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状元唐皋撰文的《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》，上载：户部分司在鸠工庀材、修缮旧制的同时，“其西则新为公帑，设重门案牍之度，藏泉布之······置炉以司火，煅植庇物。”从碑文中可知，当时钞关不仅新增银库，加设重门，制定档案，加强所收船料税银的管理。而且设置熔炉，将残破旧币翻铸新币，也将散碎银两熔铸成官银，分季解运京师，依规解交内帑。临清钞关南邻火神庙胡同，当时铸钱工匠大都居住在此。当时钞关所铸银两金背、火漆、镟边等式样，在以临清为故事背景地的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第33回陈经济所戏咏《山坡羊》中都有所描述。
明末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临清设立铸钱局，其主要原因就是支付兵俸。当时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明王朝统治集团日趋腐朽，各种矛盾逐渐积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内忧是李自成、张献忠的两支起义大军，外患则是后金在辽东所胁迫。危急形迫中，在商业都会的临清设立铸币局应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应急之择。明王朝灭亡后，清入主中原。顺治元年，在京师“置宝泉局属于户部，宝源局属于工部。”“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，配银发给兵饷。”“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，以备给发各工之用。”除户部所属宝泉局和工部所属宝源局等以外，地方设铸钱局有：宝同局、宝福局、宝临局、宝东局等20个铸钱局。其时，京师所铸的母钱、样钱，颁行各省地方钱局开始鼓铸钱币，其中也包括临清。由于清统治中心在北方，铜矿缺乏，在制度上也允许行用前代旧钱，但在铸造外观上与明代的制钱相比较，明显的差异是钱背增加了铸币局的满文。顺治时，清朝虽然号称统御全国，但由于对李自成余部及拥明反清实力集团之间的激战方酣，其兵饷器械亟待源源供应补充，又特许军前将领就地开炉鼓铸，取“钱息以佐军兴。”藉以就地筹款，以减少中央和地方的负担。另外，除京师及各省会地铸币外，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又批准直隶的宣府、蓟州，山东的临清、陕西延绥四镇铸钱。顺治朝临清铸币局一直铸币，为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顺治十八年爱新觉罗·玄烨继位，次年改元康熙。康熙元年，户部颁发“康熙通宝”样钱，令各省按照样式铸造。背文穿右“临”汉字、左“临”满字即为临清铸钱。雍正朝“临清宝临铸钱局”裁撤，但铸业仍未停，改铸“宝济局”（济南府局）制钱，冶铸何时停止，无文献记载，至今不明。但据钱币收藏界研究，临清在“宝济局”名下铸钱直至同治末年（1874）。
临清所铸钱币，流通全国，数量庞大，传世甚多，至今在各地仍能寻到。中国明清两代铸币历史前后延续近500多年，对明清历史的发展和演进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。在中国浩瀚的五千年铸币史中，临清也曾闪烁着其特有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