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家乡山东临清，曾因京杭大运河的流经而有过极为繁荣的造船业。《漕船志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，淮安、临清肇建清江、卫河二厂。”“临清卫河造船总厂大门，三间；二门，一间；正厅，三间；东西书办、军牢房，各三间；退轩，三间；住房，三间。”当年的临清卫河船厂有18个分厂，自南厂街依次展开，东至都司庙，长约5里。船厂的总部，就设在南厂街。虽然如今的南厂街已经全没有了昔日的踪影，但人们站在这片昔日造船厂的旧址上，依照史书的记载去按图索骥，仍能感受到当年那惊心动魄的场面。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罢海运后，“始更浅舟由里河以达京师，南于淮安清江、北于临清卫河设二提举司，以职专造理，是即先代舟楫之署，而经济规模尤大焉者。”这里所说的卫河提举司就是管理临清卫河船厂的署衙。当年，临清不仅设有卫河提举司，还设有工部都水分司、户部督储分司、工部营缮分司等中央直属行政机构。这些行政机构设立在临清，也恰恰说明临清在运河沿岸城市中的显赫地位。
南厂街，这个曾经规模宏大的造船厂，曾支撑了一条漕运大动脉上航运工具的诞生与应用。它是大明王朝的卫河船厂，每年造船、修船达几百艘。与南京的龙江船厂、淮安的清江船厂一起，被称为明朝最大的3个船厂。如果穿越时间的隧道，把目光回望与50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，说不定这里就一个相当于今天某个生产大国重器的兵工厂！当时，为保证船厂的安全，还设立有卫所，驻军13000多人。从各种关于这座造船厂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古船厂留给临清的印记，悠远而又细微，古朴而又清新，像这座城市里的老胡同一样，挺着灰砖灰瓦的身板，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那运河船只的来历……造船用的楠木、柏木、水杉木大都是通过运河从南方运来的，除此之外，临清专门有商人为古船厂提供一些“小部件”，比如：有为漕船提供弹绳、棚绳、缆绳、纤绳的“打绳口胡同”；有专门为漕船修造提供铁钉的“钉子街”；有专门为漕船提供油灰、麻灰的“灰厂街”；还有为漕船提供水桶、亮子的“箍桶巷”。这些街道都是专门为船厂供应“小部件”的作坊一条街，可想而知，一个龙头企业的兴起，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设计与再造，而与之相适应的那些产业的诞生，带来的必然是经营的繁华，人才的麋集。
古船厂工匠一部分来自工部和内府各监局控制下的民匠，这是具有专业造作技术的工匠，是官家工匠的骨干；另一部分是都司卫所控制下的军匠，是官家工匠的次要力量。据记载：在临清卫河船厂服役的有大木匠、细木匠、船木匠、铁匠、油漆匠、画匠、箬篷匠、橹匠、艌匠、木桶匠等几十种工匠类别，人数多达2000多人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船厂，却在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被裁撤，并入淮安的清江船厂。究其原因，一是这一地区不产造船用的木料，每年都要为造船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，到南方采买木材。不仅成本过高，而且中间环节的增加，极易滋生一些贪腐中饱之类的弊端。二是临清造船厂的后期，正是马堂担任临清税监的初期，他的横征暴敛，造成经济萧条，迫使船厂南迁。
船厂裁并南迁，归入江苏淮安的清江造船厂，虽然暂时缓解了横征暴敛和贪腐之风，却无法改变大码头由来已久的积弊。船厂南迁后不久，一场有数万农民参与的反暴政、反苛捐杂税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如今，我们还能在临清税监遗址看到那通农民起义领袖王朝佐的“王烈士纪念碑”。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像马堂这样的贪官，近年来却不知为何在一些影视作品中，借着宣传马侍郎桥村的名义，成了私访民户、为民建桥的“好官”。这样的闹剧，除了我们的影视制作业缺乏严格的管理与审查外，与某些“文化官员”的缺乏基本的历史文化知识也有着直接的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