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从小有着坎坷的求学经历，祖父对他上学读书的愿望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，在父亲心中留下了阴影。我上学以后，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，星期六回家先检查我的作业。
我在三元阁小学升入五年级后，父亲发现三元阁小学的教学质量比较差，就把我转到了距离我们新搬的家最近的师范附小。在师范附小读了几个月，整个秋天大部分时间是去地里劳动，拔草打猪菜，搞所谓的勤工俭学。父亲怕这样荒废下去，又把我转回了三完小。我在三完小的时间是一九六0年初冬到一九六二年夏天毕业。虽然不到两年，却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，所以我要单独写一章。
三完小离我们的新家有四五华里远，每天跑四趟，总共要有十多公里的路程，父亲和我都觉得为了学习路途远些算不了什么。那时临清各小学之间的转学手续非常简单，只要从转出的学校开出转学的介绍信，转入的学校就无条件接受，不需要找熟人托关系。
以后的事实证明父亲给我转学是正确的，到我升中学那年，三元阁小学毕业的学生，报考中学者全部落榜；师范附小升入中学的仅有一个学生。我很难想象如果我连初中都升不上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。从小父亲为我确定的目标就是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去。我们那时不知道，大学毕业以后还可以读硕士读博士，只知道大学毕业以后是留洋，那个年代留洋都是去苏联或其它的东欧国家。父亲和母亲不止一次说过，他们最大的理想是让我们弟兄三个都能够读上大学。他们还说：
“你们哪个本事大，读完了大学再去留洋。”
我重返三完小后在五年级三班，班里的同学有当年刚入学在一年级时就和我同班的任长友、张培珍、孙少秋；还有在幼儿园时的小伙伴王临生、倪义芳。我回到三完小，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，很快和同学们融合在一起
五年级三班的教室是学校中间的大厅，是科举时代主持考试官员的正堂。大厅的面积相当三四个普通教室大，我们四十多学生坐在里面，四周很空旷。下雨天课间休息，我们可以在教室里任意奔跑嬉戏。有这样的大教室实在是幸福，它唯一的缺点是屋里的光线不好。
到六年级时，我们就又换到了那位于学校东北角，曾经做过当年我们幼儿园的教室。
在三完小一年多，有三个老师值得我永远怀念：
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叫李继盘，家在农村，带眼镜，说话慢声慢语，课讲得好。小学老师的学历一般是普通师范，李老师是后师毕业。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李老师离开三完小去了中学任教，我曾经去看望过他。
我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叫周莹，三十岁左右，皮肤白净，面色红润，两条乌黑的辫子，一个很美丽的女老师。她还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和一个漂亮的儿子。周老师不光美丽，她的口才也很好，批评起学生来什么样的语言都敢使用，不论多么调皮捣蛋的学生都怕她。
周老师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文人，书法功底深厚，他的墨宝在临清一带可做传世佳品。日本占领时期，他曾办过报纸，后来便定为了历史反革命。周莹老师一家为了减轻政治压力，只能尽力与周先生划清界限，致使老汉穷困潦倒，流落于街头，孤独悲凉中离世。
即便如此，文化大革命中，周父的问题依然成为周莹老师被批斗的原因。批斗会上，面对漫骂侮辱，她当面反击，和主持会的老师以及发言的学生对骂，全都不是她的对手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找她的茬。其实周老师对学生很好，她的管理表面严格，内里宽松，我们班的同学多少年后回忆起周老师都是这样的评价。
一九六一年麦收季节，我请了两个星期的事假，跟母亲回刘口村拾麦子。因为比原计划滞留的时日延误了许多，我返回临清上学时，同学们的期末考试都已经考过。当着全班的同学，周莹老师大声问我：
“这不是臧宝兴吗？哪阵风把你给吹回来了？”
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进去。周老师批评我的一句话虽然刻薄，事后却没有让我补考，就让我直接升入了六年级，对我还是很照顾的。
周老师只教了我一个多学期，升入六年级后就换成了冯老师。
冯老师叫冯连沂。一九六0 年的饥荒中，许多中学下马解散，冯老师就是刚从某个解散的中学下到三完小的，中学老师的水平自然比小学的高。我和同学们遇到冯连沂老师，应当说是我们的幸运。
那时冯老师刚刚结婚，我们的师娘叫王秋荣，大眼睛白皮肤很漂亮。冯老师和王师娘的新房就在学校里面，一间平房，紧靠着其它年级的教室。
新房的房间很小，冯老师做饭用的火炉只好摆放在屋外。我们从冯老师家门前经过时，如果火炉上正座着铁水壶烧水，会有一个同学掀开壶盖，另一个同学拿一块煤饼放入壶中；如果火炉上墩着铁锅正在做饭，可能会有一把炉灰围绕着锅沿撒上一圈。
当然玩弄这些把戏的都是男生，女同学看到了也只是捂着嘴笑个不停。调皮的男生们都和冯老师很好，纯粹是出自儿童调皮的天性，即便是饥饿难捱的日月，一群十二三岁的天真少年聚在一起，搞些恶作剧是难免的，只是我们六年级三班这些喜欢搞恶作剧的男生实在是嚣张。
我们这伙男生的头领是花俊起，比我大一岁，属牛，外号却叫花老虎，大概因其长相虎头虎脑之故。花俊起是我们班的班长，学习好，所以有号召力；他很聪明，玩耍的点子多，花样多，所以有凝聚力。花俊起既然是班长，行为就要尽量地规矩一些，象往冯老师家的水壶里放煤饼，锅沿上撒炉灰之类的勾当，他不会做。那些事情一般是由最调皮捣蛋的孙少秋、侯尚方几个同学操作。类似让冯老师气愤不已哭笑不得的把戏，我也壮着胆子干过一回。我在我们的团伙里属于次等角色，属于那种虽然很积极，却因为胆量小，缺乏创意，只能跟在大家后面跳跃呐喊，但非常忠心耿耿的成员。
不仅我们的首领花俊起学习好，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几乎都凝聚在我们的团伙里。我们所从事的违反校规的行为，除了针对冯老师的恶作剧，不外乎爬树上房游泳跳墙一类表现体能技能的活动。我们不打架，不骂人，不迟到，不早退。我们不仅学习好，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数我们完成得认真。冯老师对我们几个真是爱恨交加。
我们违反学校的纪律被冯老师抓到，所受的惩罚通常是罚站，我们对付的办法是冯老师让一个同学去教室外面站着，我们就会有三五个伙伴主动去陪绑，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无辜者故意陪着到教室外面造声势，有一次竟然全部男同学都加入了被罚站的行列。冯老师总不能连课都不上了吧？顷刻就会把我们赶回到座位上。冯老师更严厉的处罚是没收红领巾，我们同样有对付的办法：下午放学以后，等冯老师回到他那间平房，王师娘也下班回来了，新婚的夫妻正要甜蜜地相对，被没收了红领巾的同学就会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冯老师的面前，不用说一句话，低头陪老师和师娘站着，用不了几分钟，冯老师就会把红领巾物归原主。我们上面的伎俩屡试不爽，冯老师真是拿我们没办法。
我更应该感谢我的师娘。王师娘就和我母亲在一个服装门市部上班。我被罚站被没收红领巾以及其他调皮捣蛋的行为，师娘一次也没有告诉过我的母亲，而我哪一次考试取得了好成绩，或者受到什么表扬，师娘会早早地说给我母亲听。王师娘报喜不报忧的恩德，让我感激万分。
我们那一年级共有三个班，一班是学校的先进班级，队列、纪律、着装、队日活动都是全校最好的。他们班和他们的班主任胡老师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活动。和一班相反，我们三班因为屡屡违反校规三天两头受到批评。这自然让冯老师很没有面子，使冯老师中学教师的水平受到了质疑。
我们也有为冯老师争气，让冯老师扬眉吐气的时候。一九六二年夏天小学升初中，无疑是历年来最难的一届考试。因为国家极度的困难，从六0 年开始，两年内解散下马了许多中学，保存下来的中学，招生的人数也大幅地减少了。那年，三完小三个毕业班升入中学的总共才十二个学生，我们三班就考中了十个，而经常受表彰的一班只有一个幸存者。我们这些捣蛋鬼让我们的班主任成了学校名气最大的老师，以至于后来有许多家长指名要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冯老师带的班级。
冯老师为带我们这些既坏又好，既调皮捣蛋又认真学习的少年，真是费尽了心血，我们毕业的时候，他累倒了，病了很长时间。我在母亲上班的地方，遇到王师娘，说起冯老师患病，王师娘笑着对我说：
“都是让你们这帮小子给气的！”
王师娘说的一点儿也不假。我们这伙捣蛋鬼也为此内疚了好多时日。冯老师后来因故调到一完小去了，并且改行做了体育老师。冯老师和王师娘养育了两个儿子。
六年级三班当年升入初中的十名同学是：
花俊起、王临生（后改名为王子云）、夏广泰、杨德雁、廖言祥、臧宝兴、孙少秋、张淑珍（女）、潘继梅（女）、田秀云（女）。
现在还能记得姓名的同学另有：
侯尚方、倪义芳（女）、符振甲、张培珍、任长友、黑印江、邱惠萍（女）、皇甫云然。
这是一张拍摄于四十多年前的照片，十五个孩子我都不认识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我的校友，临清三完小的学生。
那是一个没有游戏机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视，甚至没有电影的年代。但那时也没有作业，所以他们都没有佩戴眼镜。
那是一个没有麦当劳肯德基，没有哇哈哈没有果冻，没有面包和牛奶，甚至还不能真正吃饱饭的年代，所以他们中没有一个肥胖仔。
他们没有羽绒服。没有皮靴子。衣服鞋子几乎都是母亲、祖母、外祖母手工缝制的。但他们身体挺拔健康。有几位长大后很可能是靓仔美男。
他们的脸上满是笑容。
南怀沙先生作品。